撰文 | 樊谦（樊洪业先生长子）

 

纪念父亲，我与诸位的感受和视角会有些不同。一是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二是我的角色更为多样化。

 

作为儿子，父亲的关爱不必多述。在我的学生时代和工作时期，社会竞争非常激烈。父亲对自己严格要求，但对我并没有施加更多的压力，令我的家庭生活长期保持宽松的氛围。家庭不仅是我避风的港湾，也是我培养和保持众多兴趣爱好、潜心阅读、思绪放飞的象牙塔。

 

作为学生，我一直受到父亲的教诲。虽然自己不太成器，但受益良多。这一点我想展开讲一讲。我最感激父亲给了我参与编辑《竺可桢全集》的机会。

 

《竺可桢全集》工作量最大的部分是日记录入。1936年的日记是现存竺老日记的起始年份，是竺安老师做的；1949年是我父亲做的。他们两位同时先做，找寻其中的难点，然后定下规范，再让别人去做其他年份的日记。父亲将1945年的日记交给我做。可是为什么给我1945年的呢？他说：“1945年比较难，是动荡的年代，人物较多，日记厚。”其实1936和1949年的日记也是这种情况。让我做1945年并不是因为我的水平，而是当时我跟父亲住在一起，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我录入完第一天的日记给父亲看，他说：“可以，你继续做吧。”我感到特别荣幸，也没多想，但是做下去之后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就坚持了下来。不过非常遗憾，需要和出版社的朋友说一下，竺老1945和1944年的日记是同一卷，最后出书的时候，把两年的录入人名给印颠倒了。把我列到了1944年，把郦伯瑾老师列到了1945年。1945年的日记录入后，我做出了感觉，这项工作从2001年一直做到2008年。竺老一共有30多年的日记，我录入的有10年左右。

 

参与编辑《竺可桢全集》的工作只是一个契机。在此过程中，我向父亲讨教了很多问题，父亲向我言传身教了很多治学的方法，令我这个早已远离学术圈的门外汉又有了一点游子回家的感觉，并且以此为傲。后来再遇到父亲的朋友、学生、同事时，我感觉提起这件工作都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由此展开，我想强调的是，父亲有一项非常强的能力。刚才很多人提到视我父亲为老师，但并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而是因为他非常善于开发人的潜能。我自己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再如，南京的陈学溶老先生，他是竺老的学生，起初被聘为特邀校审，但是老先生全情投入，与父亲互动频繁，最后干的是主审的工作。父亲曾说过，如果没有陈老的工作，《竺可桢全集》的质量会打折扣，所以父亲对他的定位非常高，后来还帮他出了一本口述史。我讲这些，也是希望学界诸位如果有这样的资源，尽量多开发一些有志于此的学生和外人，可以将那些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爱好和能力的人引导到这条道路上来。

 

作为读者，我比大家更有优势。父亲经常将新发表的、认为我可能感兴趣的文章拿给我看。偶尔几次，我甚至有幸在文章未刊登前，作为第一读者先睹为快，阅后还可以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其实父亲并不缺少一个像我这样的读者，但是于我而言，他的作品是我阅读思考的重要部分，水平提升的关键一环。现在回想，自己在阅读学习过程中，几个关键点的提升可能都是父亲带给我的。

 

作为朋友，承蒙父亲抬爱，我们平等聊天交流的机会很多。父亲经常说一些学术研究上的心得，工作交往中的趣事，我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有时候见到大家并不陌生。同时，由于工作领域不同，我又爱发表空论，所以父亲也经常耐心地听我夸夸其谈；偶尔天马行空时灵光乍现，还能得到父亲的赞许，那种幸福感真是油然而生。

 

以上这些已成往事，现在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父亲患病期间，有几次与我谈及未能完成的工作计划，其中很多内容他与王扬宗等老师也说过。借此机会，我向诸位简单介绍一下。

 

(1)《竺可桢年谱长编》。作为《竺可桢全集》的后续，《年谱长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竺老的人生经历可以覆盖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重要时段，并且投射到其他社会领域的诸多方面。《年谱长编》的基础工作，李玉海先生做了很多。父亲与李先生原计划合作完成，但现在已经不能如愿了，如果浙江大学或者中国科学院有愿意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可以继续。

 

(2)《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这是父亲的两大计划之一，运筹多年，因患病停止。经熊卫民老师的建议和帮助，在他患病期间，就有关内容录制了多期讲课，不过，后来因其身体变差，讲课也没能完成。希望熊老师或其他同道，能完成这项工作。

 

(3)《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这是父亲的另一项大计划，思考与准备最为完善，即将动笔却戛然而止。患病后，此项工作父亲多次与王扬宗老师交流，也转交了一些相关资料。希望王老师和其团队能完成这项工作。

 

另外，再说两项父亲已经开始做前期准备，但思考可能还不成熟的选题。

 

(1)毛泽东与新中国科学。我与王扬宗老师沟通后，他说这个选题已经有人做过了。父亲的出发点不完全是领导人与科学家或科学活动的互动，还引申出毛泽东个人的知识体系和科学知识体系的互动。这一思路在他的《毛泽东何曾让竺可桢“管天”？》一文中有所体现。

 

(2)中国古代名物知识体系分类。这个选题父亲与我聊得较多。他本意是想带着我做，可是我才疏学浅，觉得水平不够，便放弃了。父亲认为没有人系统做过梳理中国古代名物知识体系的工作，现有的相关论述他认为不准确或者不全面；考证和辨明它的形成过程很有趣，不仅要留意社会上层，更要注重社会底层，非常值得研究。这一选题的延伸最终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互动与更替，可以成为“西学东渐”的放大版。以上两个选题有一些共性，是父亲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扩展，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这些思路能帮助启发对此感兴趣的学者。

 

父亲勤奋好学，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因种种原因，没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后几经辗转，半路出家，怀着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崇敬之心和发展科学事业的爱国之情，投身到近现代科技史研究中；恰逢动荡变革的时代，成绩背后隐藏着各种艰辛。历尽沧桑，他对诸多事物早已看得云淡风轻，醉心学术是他长期最大的追求。

 

父亲曾谈及，虽然国内从事科技史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很多，但在众多史学研究中，总体算是小众，即便如此，也有门派之分。他常常感慨人才难得，希望同道能抱团取暖。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团结各方力量，经过集体努力，取得重大成果。

 

父亲对伪史的泛滥非常气愤。伪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许多门类都存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真实性最难撼动，但在研究中问题也不小。夹杂了众多其他因素的伪科技史，因为流传已久，便成了真史，贻害无穷。父亲对近现代科技史做了一些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工作，但他觉得远远不够。

 

父亲还点评过做学问要珍惜机会，减少和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少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多干脚踏实地的工作；不要为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自找麻烦。无论是左派幼稚病，还是右派幼稚病，都容易让研究者背离史学的真谛。而将个人的际遇，无论荣辱，带入史学研究更是大忌。史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家。

 

最后，希望诸位笔端冷、内心热，精诚团结，志存高远，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诸位的成绩是最好的纪念，父亲地下有知，定会无比欣慰。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科大科技史与科学文化”。此文将刊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