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张晓天

维多利亚时代堪称博物学的黄金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对珍奇性的尊奉和对精细性的迷恋形成了一种博物狂热，并在语言和社会行为层面深刻地影响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维多利亚博物浪漫》正是这样一本从文化角度讲述维多利亚时代博物浪漫史的书，它将维多利亚博物学置于科学与文学的双重语境之中加以考察，并探究其中的张力和美。

在我看来，博物浪漫是一个妙词。这个短语最早出自戈斯的《博物浪漫》一书，光是标题本身就足以引发无限的浮想。可博物学为什么是浪漫的？博物浪漫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在本书中频繁出现的词：引人浮想（evocative）。这种浮想是被“唤起”的，它首先是感性经验。无论是大自然广袤的丰富、细节的复杂，还是生命本身的自发性，这些东西在呈现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是通过某些感官体验才能被感知：色彩、形态、气味、声音、触感，甚至味蕾的体验。视觉在这其中占据最首要的地位。自然是实在的、具体的、可感的，它不是任何空想出来的理念和形式，而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不断唤起人们的情绪和联想。这正是强烈吸引力的根源。自然构建了一些神秘和感性，也构建了我们对这份珍奇的热爱与求知。

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首先是个人的、情感层面的：探索发现的惊奇与欢欣，收藏占有的幸福和满足，对尚未揭示的自然世界的好奇还有敬畏。博物学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并在其中安置了浪漫。戈斯在《博物浪漫》中直白地宣称，他的意图正是“试图以美学的方式呈现博物学”。自然被细密地审视，博物爱好者每个人都能获得参与其中的快乐。

然而浪漫的内涵还不止于此。维多利亚博物学与同时代的文化艺术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诗人波德莱尔对同时期浪漫主义的表述是：“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梅里尔在《维多利亚博物浪漫》一书中呈现的博物学也恰恰具有这种“中间点”的特质。博物学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它接触自然的方式对这两种文化兼有涉及：它既像科学一样强调识别和记录的精细性，拉丁术语和定量测量与最新、最详细、最严格的分类框架紧密相连；它又像艺术一样形成全景图式的作品，形成一种带有修辞特质的沉浸式体验。科学研究普遍规律和系统性简化，文学探讨个别性和多重意义的可能，博物学兼而有之。博物学家所关注的范畴的一端是客观的物质事实，另一端是主观的情绪回应。就像《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的作者艾伦所指出的那样，观察自然物这个行为包含了贯穿科学的强大美学元素，正是这种双重特征解释了人对自然的痴迷。

要理解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的本质特征和其特殊的叙事，我们还必须理解博物的自然和当时一般而言的自然概念之间的差异，理解它与那种作为美丽景观的自然和投射在诗意辞藻之中的自然形象的差异。对博物学家来说，自然如其所是，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哪怕是在一般人眼中怪诞和丑陋、平庸或渺小的自然物，一条线虫，一棵野草，在博物爱好者的眼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奇思。

梅里尔指出，博物学叙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精细性（particularity）。这里，我思索再三，并没有采用通常的翻译将它写为“特殊性”，因为当梅里尔反复使用这个词来刻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细节的非凡敏感时，它最强烈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是特殊或特定（particular）这么简单，而更多的是让这份特殊得以实现的那些精密具体的自然细节。即便过分强调精确会失去一些朦胧的意象，即便追求细微的极致也带来对还原论的一些弊端的隐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付诸博物实践的热忱依然持续而激昂。这其中的矛盾张力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

另一个博物学叙事的特征是经验主义的超越性。历史研究不可避免要涉及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社会的宗教背景。洪堡说“对自然物的凝思是激起对自然的纯粹的爱的方式”。重视直接的个人观察是一种近乎执着的经验主义方法，而自然神学将这种执着、这种“纯粹的爱”上升到教化层面，为体量巨大的博物学提供了合适的道德框架。博物学意味着观察和启示，于是了解自然的志趣变成了一种既是经验的又超越经验的事情。它是勤恳的浪漫，是虔敬的实用，形成了一种跨越阶级的信条。

本书的十章可以被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五章更接近于专题概论，分别是博物的积极力量、文化的表现形式、语言和叙事、科学语境和两种文化以及博物馆和显微镜：精细性和全景图；后五章则详细展开，依次讲述维多利亚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团体的故事：巴勒斯和拉斯金、拉斐尔前派、戈斯、金斯莱和米勒。其中，第一章既是引言，也是一个综述。

梅里尔的观点是：博物学一旦普及，就会具有力量。《维多利亚博物浪漫》整本书其实正是为博物学的积极力量所作的传记。梅里尔把博物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形容成一种“有丝分裂”：在19世纪以前，对自然的研究尚未被彻底分割成各种专业领域，而维多利亚时代则见证了专职研究和专业学科的产生，剑桥运动建立科学学院，英国科学促进会于1831年成立……在这样的时代进程里，本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平行的博物学，却往往被科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所忽视，或是被扁平地记述为一种社会现象。

本书要展现的是19世纪博物学的宏大流行：从帝国研究到世俗风尚，从皇家植物园、海军远征和帝国博览会到家族网络、海滨采集和私人田野聚会的组织形式，从物种名录图鉴、标本橱柜和旅行日志到绘画、花语、诗歌写作这些艺术表现手法。本书关注博物学的影响力如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探讨它如何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态度和观念。

更重要的是，博物学是审美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力量绝不仅仅是发现科学规律的那样一种智识力量，更包含一种强烈的鉴赏力。博物学是有情的。它是科学和鉴赏的交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作为译者，我在翻译本书引用的大量博物文段的时候，也常常被博物叙事的感染力所震撼。麦吉利夫雷响尾蛇号的密林穿越，稀疏零落的日光照落无人之境，只偶有鹦鹉飞过的尖锐鸣音。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所见的骆驼和牧群，天地贴近，莽荒苍凉连在一起。志留纪腐朽的地层充满残骸，淤泥倾覆，多少生物追寻着本能，一个世代掩盖另一个世代。甚至是戈斯从显微镜下观察到的，被裹挟在这么微小空间里的水螅的微光。所有情绪倏尓变成人与自然力量的相遇，自然与人类的维度互相照应，还涉及包围整个世界的两个宏大而基本的表象——空间和时间。我们以考究的态度审视自然，但仍然被它所感动。这正是博物学最原始的力量，立体而鲜活。

博物审美充满了辩证：细节与全景，静止与流变，丰富与珍奇。而在这一切之中，浪漫其实来自于关切：博物学探寻自然的秩序，认清自然的限度，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如果不是因为在乎，又谈何浪漫呢。当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使人们反思纯粹科学的径路，当自然兴趣重新回到公众的生活视野中，这种“浪漫”的博物史研究就不仅具有学术方面的价值，还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科普教育意义。对于热爱博物学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回到感官本身，回到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本身，回到那种包容和开放中去。博物浪漫，正是好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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