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者研究让精神疾病患者成为主动的研究者，他们不用再低着头，为自己异常的行为感到羞愧。
撰文 | Satsuki Ayaya & Junko Kitanaka
译者 | 苏木弯
审校 | Muchun
在精神病学领域，只有专家才能做诊断。他们需要依照技术指南中详细的标准列表做出诊断，比如《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发布于2013年）。依据这本手册，一位精神病学家能够确定一个人是否患有拔毛症、精神分裂症、反社会人格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嗜睡症、儿童期发病的言语流利障碍（以前叫口吃）、选择性缄默症、反刍障碍或者DSM-5手册上提及的无数障碍中的任何一个。
有时，被诊断为这些疾病中的一种能够改善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这使得他们的挣扎变得合情合理，并获得过上快乐和满足的人生所需的专业支持和药物。但是，被诊断也有黑暗面。疾病会接管个人身份。因为精神病学的诊断不仅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也就是说，它包含了疾病发展或恢复看起来像什么样的叙述。并且，随着这种规范性的叙述开始支配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诊断会严重侵入他们的身份，以至于难以想象以有别于疾病的另一种方式活着。
- Maggie Chiang -
在日本，一种叫做当事者研究（tōjisha-kenkyū）的全新方法的出现，挑战了主导主流精神病学的规范性叙述。当事者研究可以粗略地翻译为“研究自己的科学”，或“自我支持研究”。在当事者研究中，有残障、精神疾病或两种都有的人学习如何研究自己的体验。历经几十年，这个方法从被一群有精神分裂或其他精神疾病的人在北海道渔村发起的草根运动，发展成为超越精神病学的革命性方法，并在当今日本这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受到各个阶层的欢迎。
缘起：穿越传统诊疗的愿望
在日本，“当事者”（tōjisha）这个词最初被用于法律和政治领域，用来指称诉讼涉及的团体或个人*。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词的定义被拓展，成为受歧视群体中的人自我认同的方式。这些人包括在父权社会中挣扎的女性、因为残疾而成为边缘人的人、或与传统定义的性别不相符的人。这些群体中的人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本身带有极强的冲突和抗争色彩。当事者还是那些没有权力但想要在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为了自己能够决定未来而组织起来并战斗的人的代称。“当事者”——在日本努力对抗歧视的人们就是这样自我认同的。
*译者注：等于中文的当事人。
在21世纪初期，这个词还开始被一个几乎隐形的少数群体使用：有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人。通过自我认同为“当事者”，这些少数群体中的人寻找方法越出医学模型的统治，逃离诊断的伤害，逃离已经提前规定好康复之路的僵化的规范性叙述。但是，不同于很多其他提倡社会改变的当事者，这些正在经历诸如精神分裂的精神疾病的人，要在社会中争取一席之地是复杂的。他们的“隐形”有两个层面：他们不仅仅是已经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而且他们的疾病对他们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难以把握的。
真正为当事者研究做铺垫的，是两次由残障人士发起的社会运动。20世纪50年代，一次新的残障人士运动开始在日本快速发展，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身体上有残疾（比如脑性瘫痪）的人才开始更积极地作为当事者为自己发声。这些参加运动的人的残疾是可见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不适来自何处，自己为什么会被歧视，以及需要社会做出怎样的改变。他们的运动有明确的目标：让社会能够容纳残障人士的需求。
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比如成瘾（特别是酗酒）和精神分裂的人，发起了第二次运动。他们的残疾并不总是可见的。参与第二次运动的人可能并不总是知道自己有残疾，并且，即便当他们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问题，可能还是不知道残疾的根源。不像那些有身体上的可见残疾的人，第二批当事者并不总是确定如何作为社会成员为自己发声。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或需要从社会中得到什么。知道这些需求需要新的自我认识。
时间来到了2000年代初期，当事者研究出现在北海道南部的一个渔港小镇——浦和。20世纪80年代，当地一些被诊断为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在一个破败的教堂，创建了一个同伴互助小组。后来，教堂被重新命名为“伯特利之家”。伯特利之家的建立得益于杰出的精神科医生川村敏明（Toshiaki Kawamura）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向谷地生良（Ikuyoshi Mukaiyachi）。
从一开始，伯特利之家就体现出日本的反精神治疗运动的实验性精神。该运动提倡精神病学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运作，不必依赖于诊断手册和专家。但是寻找新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在伯特利建立初期，员工和成员们都被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纠缠：当一个人还在被他们的残疾症状折磨时，超越传统精神病学的治疗如何可能？在艰苦卓绝的探索过程中，当事者研究诞生了。
2000年代早期，伯特利之家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成员正在努力理解自己是谁，以及自己为何如此行动。这件事刻不容缓，因为有一次他在狂怒之中放火烧了自己的家。事后，他感到不知所措，非常绝望。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向谷地问他想不想研究（kenkyū）自己，从而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并找到更好的应对疾病的方法。显然，研究这个词立即产生了吸引力。
伯特利之家的其他成员也开始采用这种方法。特别是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成员，他们经常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吁求，要求他们对自己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行为进行思考（和道歉）。现在，他们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疾病的主动“研究者”，而不是被动的“病人”，需要一直低着头，为他们异常的行为感到羞愧。当事者研究允许这些人撕去“受害者”、“病人”或“少数群体”的标签，重获能动性。
精神疾病患者如何自救？
当事者研究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长久以来，人们倾诉难处以获得他人的共情和解决问题的智慧。但在精神疾病这件事上，群体分享和问题解决通常是缺失的。精神健康问题被当做令人羞愧的秘密，必须隐藏，不能谈论，只能在私下处理。这导致人们感到孤独而困惑，只能等待专业的精神病学家运用自上而下的知识“拯救”他们。当事者研究鼓励人们去“研究”自己的问题，并且在同伴的当事者写作和讲述中寻找规律和解决方法。
自我思考（self-reflection）是这项实践的核心。当事者研究采用在临床方法中发展出的多种思考形式，例如社会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但是当事者的思考并非始于个人并止于个人，它永远可以被分享，成为一种可以被共同思考和完善的知识。在伯特利之家，成员们可以把自己定义为一种新形式的知识的“生产者”，就像在精神病院里诊断和研究他们的医生和科学家一样，并因此感到解脱。伯特利之家成员们的实验性知识，成为开放共享的公共领域中关于精神健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这些知识通过书籍、报纸、文章、纪录片和社交媒体传播。
当事者研究有两个目标。第一，建立并分享关于自己的知识。第二，为自己在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通过分享和自己有关的知识，那些感到被驱逐出社会的人（pushed out of society）可以共同为自己发声。这就是为何当事者研究对可能并非患有明确精神疾病，但仍感到被边缘化的人有帮助。当事者研究也受到“大众”群体中的一些人的青睐，他们在寻找为有着不同能力的人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环境的方法。在“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仍然是新颖概念的时期，特别是在相对封闭的精神健康关怀领域，当事者研究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公众可以参与的领域。在此，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必在谈论他们的差异时感到忧虑或羞愧。
*译者注：公民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涉及公民大众参与科学研究和数据收集的过程。在这种方法中，非专业科学家（即公民）可以协助科学家进行数据采集、实验、观察等活动，以支持科学研究的进展。公民科学项目可能涵盖多个领域，如生物学、环境科学、天文学等。参与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在线平台、社区活动等方式提交数据，帮助科学家解决问题、验证理论、收集样本等。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加速科学研究的进程，还可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感。公民科学可以将科学研究带到更广泛的人群中，使公众能够积极参与并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科学知识的共享和传播。
当事者研究迅速流行，伯特利之家于是成为寻找传统精神病学替代方法的人们的朝圣地。这最终促成伯特利之家咖啡厅的开设，很多公开的演讲和活动在那里举行，咖啡厅甚至会售卖小商品（比如印有描绘成员幻觉的图案的T恤），以资助这个项目。
当伯特利的“幻觉与妄想大奖赛”在日本的国民电视上播放时，他们更有名了。在活动中，伯特利之家的成员们分享他们有关幻觉和妄想的故事。浦和的居民被邀请前来聆听，和伯特利之家的成员们一起欢笑。之后，由观众投票决定谁应该赢得最搞笑或最感人记述大奖。一位曾经的获胜者讲述了他进山驾驶UFO并拯救世界但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失败的原因是伯特利之家的其他成员使他相信，他需要UFO驾驶执照才可以开UFO，但他并没有）。另一位获奖者的故事是，为了遵循他幻听到的一个声音的命令，他在火车站的公共卫生间住了4天。
美国人类学家卡伦·中村（Karen Nakamura）在她的书《灵魂的残疾：当代日本精神分裂症与心理疾病的民族志研究》中，详细且令人动容地记述了伯特利之家的生活。这本书使当事者研究在日本国内外获得了更多关注。
今日的当事者研究
如今，当事者研究已经发展到伯特利和浦和以外的地方。它曾经被视为不寻常和激进的方法，只适用于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障碍的人。而现在，当事者研究成为任何想要研究他们自己或者所处社会的人可以使用的一种方法。
2015年，当事者研究在东京大学的高级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RCAST）找到了另一个归宿。该中心的当事者研究实验室有两位研究员。一位是副教授熊谷晋一郎（Shinichiro Kumagaya），他是一位患有脑瘫的小儿科医生。另一位是副教授绫屋纱月（Satsuki Ayaya），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她对自己的自闭症经历进行了详细地描述。通过深刻地描述他们自己关于残疾和心理健康的经验，并和其他的科学家和当事者一起合作，两位一起把当事者研究介绍给更广泛的受众。
当熊谷刚开始他在东京大学医院的临床培训时，他很快发现，他难以完成看似简单的取血工作。因为他的手局部麻痹，很难握住皮下注射针。他试了不同的方法，直到能够可靠地从同事的手臂中取血。但当他要在小宝宝身上做同样的事情时，由于忧虑的父母注视着他，他过于紧张，以至于必须在别人的协助下才能完成。
之后他被分配到一家极其繁忙的医院，熊谷以为他会成为一个一直需要别人帮助的没用的人。但他的上司让他专门负责取血。比起执着于正确的工序，医院的其他员工鼓励熊谷用任何可行的只要不伤害病人的方法取血。甚至连熊谷的上司都承认，他自己也在取血方面犯过错，这进一步帮助熊谷消除了恐惧。同事们也适应着熊谷的不同，用各种方法帮助他。
熊谷学习到，在忙碌的医院里，没有人是完美的，大家都是在不停地找方法互相帮助，适应彼此的弱点。局部麻痹只是这个队伍里众多弱点（或与众不同）之一。之后，熊谷运用他的这段经验，通过帮助日本政府，及部分受法律要求、需要雇佣一些身体或精神残疾者的公司，进一步发展当事者研究的方法。
绫屋在RCAST的研究是通过采访参与当事者研究创建的主要人物，探索当事者研究的历史。同时，她还直接参考自己自闭症的经验，以实践发展当事者研究。
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体验到深刻的孤独，因为他们的症状和“奇怪行为”会导致气氛紧张和交流中的误解，这有时会让他们与其他人疏远。让很多当事者沮丧的是，有时他们并不理解具体出了什么问题，还可能会因此陷入自我谴责，怪自己缺乏自我了解。
绫屋过去经常感觉到格格不入。她对自己和身体的感知好像被他人对她的描述绑架了，通常还是用她不甚明白的字眼。通过练习当事者研究，她开始了解自己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的，并开始形成关于为什么如此的假设，比如，为什么她总是因感官过载而精疲力竭，为什么她极度不擅长觉察自己的疲惫，在过去这导致过突然的崩溃。
每个人的“研究”都不一样。在绫屋的案例中，她利用自己的观察以及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哲学中发表的研究来形成关于她这种崩溃的假设，研究它们的底层机制，并发现可以解释她的体验的准确词汇。现在她正在当事者的群体中展示她的假说，来测试她的发现的普遍性。通过这种方式，当事者发展出对自己的理解并学会用自己的词汇描述自己。当事者并不局限于个人，当事者们也会合作一起发展关于他们的经验的科学假设。
在东京大学，绫屋和熊谷建立了系统化的方法来发展这些假设。这涉及到三个方向的持续研究：践行当事者研究，验证当事者研究提出的假设，以及调查当事者研究的效果和有效性。他们的工作部分会涉及到与正在经历成瘾问题的自闭症患者合作，还会与有特殊需求或学习困难的孩子合作。他们还和一位奥运会运动员和一位退役宇航员合作，探讨他们在高度竞争和精英主义社群中体验到的边缘感和表现压力*。为了测试从个体经验中生成的假设，绫屋和熊谷还和科学家及其他专家合作，测试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其他的残障人士。
因此，当事者研究现在正处于被公司、大学和医院采用的初步阶段，被作为一种识别问题、改善工作环境多样性的方式而使用。2011年，日本政府建立了一个残障人士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系列专家组成，他们会提出政策建议，以确保日本按照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规定行事。这些专家包括社工、学者、残障人士，甚至当事者研究的专家——这个职务目前由熊谷担任。当事者研究不只是一个帮助个体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确保社会能够学习认识和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
*译者注：表现压力，意指在竞争激烈、要求表现出色的情境中所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通常与需要在公众面前比赛、演出或执行关键任务等情境中表现是否出色相关。在这些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感到紧张、焦虑或有压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表现将受到关注，并且可能对他们的声誉、职业或个人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现压力涵盖了与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色相关的各种心理和情绪压力。
了解自我，寻求存在的意义
这种方法为何如此诱人？这或许可以用熊谷从罗伯托·梅齐纳（Roberto Mezzina）那里学到的一个原则解释，梅齐纳是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研究者，也从事当事者研究：“自我发现（通过自我支持研究）是恢复的过程。”当事者研究是一种恢复的方式，因为它可以让人在混乱的体验中发现意义和运行机制。
尽管当事者研究最初在传统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现在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公民科学，让研究走出实验室和大学，进入既不是精神病学家又不是健康专家的人之手。将当事者研究和其他类型的公民科学区分开来的是它对“研究”的独特定义。过去，公众卫生领域的市民科学项目只允许学习过科学术语和技巧的病人积极地和医药学专家合作，寻找治疗方法。一个案例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艾滋病患者和研究艾滋病的科学家之间形成的合作网络。公民科学精神健康关怀领域也有所发展，用户控制的研究显著影响了健康政策。
虽然这些历史上的案例极大改变了关于科学及其知识归属权的观念，但这样的研究可能仍然需要复杂的科学研究和专业技能，会阻碍一些“公民”参与其中。当事者研究与此不同，采取了几乎游击战一样的方式：研究是个人经验和科学中任何有用知识的汇合。科学性论文中传统的文献综述（也就是比较一个领域或与一个争论相关的知识）被聆听和比较当事者的证言（testimonies）所取代，同时这也可以成为一种像同行评审一样提供反馈的方式。当事者群体可以一起研究对于这项研究的动态发展尤其重要，当事者可以一起检验问题是如何从他们特定的残疾、他们自己的反常古怪或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通过在因果要素（casual factors）中寻找规律，当事者可以制定更明智（informed）的行动计划。
- ADAMASTOY -
这种研究方法在日本企业界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患有抑郁症和/或发展性障碍的员工数量正在增加。政府和公司也在找方法突破很多日本公司中仍然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并培养一种新的职场文化，在那里，人们被允许展示和分享自己的脆弱。
喜多琴子（Kotoko Kita）是通过熊谷和绫屋的实验室被东京大学录用的一名当事者研究员，她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和多动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喜多借助当事者研究，研究她在职场中的障碍的根源。这帮助她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换30多次工作，在“终生受雇于一家公司”的理念仍然盛行的日本，这是异常的。在她的研究中，她比较不同的公司，去看自己难以在哪些公司工作（有大男子主义和完美主义文化），而哪些公司对有障碍人士友好（有接受和分享每个人脆弱性的文化）。通过当事者研究，喜多、熊谷和绫屋能够开始设计理想中的工作环境。
受到这项工作的启发，东京大学神经精神病学科的主席笠井清登（Kiyoto Kasai）在大学医院设立了一个同伴支持（peer-support）工作者系统，目的是减少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他帮助雇佣了四名工作者，他们自己就是精神疾病患者。不像精神病学的专家倾向于用一种专业和确定的方式说话，同伴支持工作者更像“支持者”，他们没有绝对的答案，会站在比如病人、同伴和员工等不同身份的立场上来说话。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不确定，他们能够更好地聆听和共情病人，同时也能减轻医患关系中的固有的紧张和力量不对等。他们的角色因此与工作在医疗环境一线的“和平工作者”存在相似之处。但有时，当他们被医学专家围绕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很难从不同的角度说话。
虽然同伴支持工作者的角色和优势在东京大学医院仍然受到争议，但很多人认为这在医院创造民主和开放环境、从内部改变精神病学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快速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生活着很多超过80岁的老人，人们不再可能对残疾抱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它会影响到每个人。痴呆症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因为它向日本老龄化的未来投下巨大阴影：在2025年，预计大约有七百万人将被影响。2022年日本畅销书之一，是一本关于痴呆症的“指南”，题为《行走于痴呆症的世界》。它的编写参照了日本版孤独星球*“行走世界”系列旅游指南。
这本指南读起来像一本老式的人类学教科书，描述了生活在痴呆症中的人们的奇异世界。书中分享了“当地人”的叙述，描述和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些“奇怪”的事，比如说忘记事情，不记得如何数钱和/或给地铁卡充值，有时就是漫无目标地走来走去。痴呆症是当事者研究可能会如何影响日本未来的重要案例研究。
*译者注：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工具书出版商。
人类学家北中淳子（Junko Kitanaka），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在面向痴呆症患者的记忆门诊进行田野工作。在这里，当事者不仅仅作为“专家”被邀请来评估医生和病人互动的质量，并且也是同伴咨询师（peer-consultants）。在当事者和病人发现他们有共同之处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喜悦。
在北中研究路易体痴呆症（Lewy body dementia）患者时，她观察当事者和病人分享相似的可怕经历，比如说幻视到窗帘轨道上有蛇，或者看到在昏暗的房间里有像鬼一样的小孩子。这些经历可能曾经是恐怖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对话充满欢声笑语，当事者在其中感受到一种团结感，就像我们在伯特利之家的“幻觉大赛”中也看到的团结一样。
通过当事者研究，没有患痴呆症的人不仅可以想象和患者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还可以想象如何作为精神障碍患者活着。同时，这也让疾病患者，不论他们所患的疾病是否在通常的疾病类别，或者属于统一谱系，都能够彼此共情。
如今，痴呆症、抑郁症、精神分裂、高级脑功能障碍和发展性障碍的患者开始分享他们关于控制、不能管理过度的情绪或感受到身体和大脑不协调的经验。他们可能会用隐喻性词汇谈论认知上的变化，说他们感觉像是老旧的、功能故障的电脑，只能打开一个窗口，一次只能跑一个程序。他们可能也会聊感官体验，比如说感觉世界变得黯淡，彻底失去颜色，他们好像在以慢动作运动。很多人强调水平降低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让他们想要限制入侵大脑的任何过量信息，因此，他们有时会控制不住地闭上双眼，堵上耳朵，在惊惧中缩成一团。
*译者注：工作记忆是心理学、认知科学的专业术语。指一种和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区别的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这种短期记忆记录当下发生的事，通常为接下来的行动、判断或认知任务服务，所以叫工作记忆。工作记忆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十秒，能记住的内容也是有限。
当事者通过和对重新定义精神障碍症状学感兴趣的医生们一起工作，帮助重塑精神病学本身。他们在创建一个共有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理解精神疾病现象学*以及过着别样生活的困难。重要的是，用这种新语言构建的数据库现在正被电子、城市规划和社区建设领域的专家使用，以帮助创造新的、有同理心的通用设计形式，来适应当事者和那些在神经生物方面有所不同的人的生活。
*译者注：现象学（Phenomenology）有三种含义，其一，现象学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一种哲学流派，以研究意识结构为目标，以本质直观与先验还原为方法；其二，特指意识经验的现象特征，“像是什么”（what it is like），即人们如何经验世界；其三，现象学作为一种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研究方法，是对精神障碍行为以及情绪、知觉等心智状态的直接呈现和描述（不同于现象学心理学）。
似乎从伯特利之家开始发展至今的当事者研究，已经与它在浦和的起源，还有那个想要弄明白为什么在自己家放火的男人所用的方法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所有形式的当事者研究都共享一些本质：对疾病共通且开放的理解，和认为社会可以变得更包容的乐观态度。当事者研究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共存世界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中，被物理和精神差异影响的人可以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
想象一下，如果专家不再只是定义和诊断病人，而是教人们如何研究他们自己，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
后记
苏木弯：
我的专业和心理咨询没关系。在我刚开始接触心理学时，曾经热衷于对别人说“不要自我诊断”，“你该去寻找专业帮助”这样的话，也曾经想让家人带年老而抑郁的外婆去找心理医生话疗，以为专业的医生可以梦幻般地帮她解开心结。后来认识一位学习心理学的人和我详细地分享他的知识，我略微窥见叙事疗法和福柯，对心理学的看法又产生了一些改变，和这篇“当事者研究”是有共鸣的。（虽然这篇文章在我看来是“鸟瞰”当事者研究，读完文章我对于当事者研究具体是什么还没有实感。）把自己当成病人，去等待有更多知识的专业人士的治疗当然也是一条路。去进行“可笑的”，“民科的”，“非专业的”，“不成体系的”，“不得门路的”，“心血来潮的”，“完全服务于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这样的选择，怎么样呢？我当然想找到一条不会出错高效率的康庄大道，那样的东西存在吗？当事者选择的，只是自己的人生路。
Muchun：
许多精神疾病尽管不完全是自我理解和自我叙事出现问题引起的，但都必然关联或影响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因此，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人称很难是一种超然的、独立于自我理解的描述，而是很大程度上基于患者的自我理解和群体、文化的语词运用习惯。这使得患者的自我陈述与医生的诊断之间可能存在质的差异。如果精神疾病总是已经涉及自我理解，精神疾病的治疗也以自洽的自我理解为目标之一，那么基于第一人称的自我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当事者研究也是患者承担对自己的责任的方式。如果一些患者能够将自我叙事与第三人称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我们将看到丰富生动的描述与科学诊断之间的游戏，一种“多”与“一”的游戏。
译者：
苏木弯，脑与认知科学在读，研究记忆的金鱼。
审校：
Muchun，我穿越混沌取得胜利。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原文：
https://aeon.co/essays/japans-radical-alternative-to-psychiatric-diagnosis
翻译参考：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1%B9%E3%81%A6%E3%82%8B%E3%81%AE%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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