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zanne Autrey是家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了追求学术事业，她被逼到无路可走。她现在是美国北伊利诺大学的助理教授，并乐于向其他第一代大学生传授地质学知识。“我亲眼看到学位不仅能改变他们的命运，”Autrey说，“还能改变他们家人的命运。” 

如今，和美国其他青年科学家一样，Autrey感到她离做科研的梦想渐行渐远。她一边反复查看着两笔关键经费的申请状态，一边看着申请教职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这两笔经费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那里都处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可能面临大规模经费削减。没有这些经费，她就无法开展申请终身教职所需的研究。她说：“如果一个经费都拿不到，我就完蛋了。” 

一个月来，美国的科研经费一再受到威胁，许多像Autrey这样的青年研究员都担心自己的职业前景。这个科研群体非常脆弱：他们是研究生、博士后，是刚组建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是入不敷出，最依赖联邦经费获得工资，以及职业安全感最低的那群人。有些人甚至在考虑换工作，离开美国，或是完全放弃科研。 

“破坏和不确定性简直就是科研的敌人，” 堪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Donna Ginther表示，当破坏和不确定性袭来，失去工作的都是学生和博士后。

 如果这一切发生，美国的科研可能会经历它自己的代际转型，她说，“青年科学家就是未来。”

 前景堪忧 

在混乱的第一个月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联邦科研经费。虽然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一些改变被法院临时性按住了，如冻结研究经费以及缩减对联邦经费间接成本的报销。但特朗普政府缩减政府规模的决心很明确，许多研究人员担心他们所依赖的联邦支持系统正在受到侵蚀。 

他们的焦虑反映在了2月19日华盛顿的抗议活动中，当时约有250名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和科研技术人员聚集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门口，抗议大规模裁员、领导层变更以及承诺削减联邦机构预算所导致的混乱现状。“上一周让我老了一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国立牙科和颅面研究院的研究员Alexander Jordan Lara说道。2月11日，Lara的PI、一位高级别的NIH科学家在特朗普团队行政令造成的混乱中突然退休，Lara的职业前景顿时陷入灰暗，整个实验室及其成员的命运也悬而未决。

这种恐惧不仅笼罩着联邦机构的雇员。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NIH的一笔多元经费支付了神经科学博士后Haroon Popal的工资。Popal认为自己很幸运：今年的工资已经有着落了。但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取消属于“多元、平等和包容”（DEI）倡议范畴的经费，而Popal不指望明年还能有收入。他现在在物色其他工作，尤其是不依靠联邦经费的工作——即使这意味着他要放弃科研。“我喜欢我的研究，”他说，“但没收入我承担不起。” 

面临这样的不确定性，有些青年科学家可能会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而不是离开科研圈，Ginther说道。美国在2023年有3.4万名科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这些人中有些没有留在科研界，但那些留下来并想离开美国的人是否能被其他国家接收却很难说。Ginther说：“我不知道全世界的科研机构是否能吸纳美国潜在的人才流失。” 

美国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人才。就在几周前，伦敦国王学院的发育神经科学家Adam Pavlinek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一个NIH实验室开始做博士后。而现在的他密切关注着联邦机构近期的裁员行动，等待获悉他希望加入的团队的未来命运。

 美国的不稳定性让Pavlinek反复思考自己的计划。他说：“我担心等我把一家一当都搬过去了，四五个月后他们会和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经费了。’”他已经开始寻觅英国的工作了。 

多位青年科学家因担心报复而选择匿名向《自然》透露他们的遭遇。他们讲述了实验室如何缩减物资和项目，如何拒绝招收新的研究生。 

一位博士生申请了极地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Polar Programs）的博士后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为博士后提供了北极和南极研究的重要经费。但1月底的时候，他被告知所有这类经费都“归档”了。 

失去了这一重要支持，他便没有选择，只能离开气候科学领域，找一个他的专业知识仍能用得上的工作，如石油业。“如果我养不活自己，我就会这么做，”他说，“我认为最后就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