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接种是保护国民健康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过去50年，疫苗挽救了全世界超过1.5亿人的生命。随着科学进步，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已达45种。

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最初实行“接种4苗防6病”；2007年，“计划免疫”升级为“免疫规划”，扩展为“十四苗防十五病”。

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表示，得益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实施、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逐年增加，基层免疫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和信息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加之疫苗研发和产业能力发展，中国免疫预防服务体系已相当成熟，接种率长期保持高水平，免疫规划覆盖的各种疾病发病率都降至历史低位。

然而，“十四苗防十五病”的框架已维持19年。其间政策调整主要集中于特定疫苗接种程序的更新，免疫规划的疫苗种类并未进一步扩容。一些能够有效预防疾病的疫苗仍需自费接种，造成了明显的接种率鸿沟和地域不公平：免疫规划内疫苗接种率维持高位，而自费疫苗接种率偏低，难以形成理想的公共卫生效果。“纳入免疫规划、实现免费接种，是提高疫苗接种率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冯子健说。

“疫苗应该是一种准公共品。”帕斯适宜卫生组织上海代表处中国国家代表袁瑗认为，疫苗具有“正外部性”，即接种不仅保护个人，也能减少传染病传播、间接保护人群。因此，过度依赖自费市场、将疫苗视作普通“健康消费品”并不合理。

这一局面直到2025年才被打破。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对全国范围内的适龄女孩实施免费接种。

随着HPV疫苗打破僵局，未来政策方向也逐渐清晰。在最新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家首次在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洪兵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也表示，国家疾控局将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将疾病防控需求高、成本效益好、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如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Hib疫苗）、水痘疫苗、肺炎球菌疫苗（PCV疫苗）等世卫组织优先推荐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专家预计，按照“规划”的既定方向，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免疫规划将出现更大实质性变化。 

下一步应启动5-10年的常态化扩容规划

如何优化免疫规划？冯子健认为，应建立免疫规划常态化扩容机制，统筹考虑和安排未来5至10年新疫苗纳入、现有免疫规划疫苗品种和免疫程序优化工作的顺序。

其核心目的是在公共卫生资源和预算约束下，推动免疫规划从以往“碎片化”“机会性”的被动调整，转向更加主动、科学和可持续的扩大和优化路径。

在实际运行中，可以依据不同财政投入预期设计若干情景：如果预期未来财政条件较为乐观、民生投入增加，就详细规划未来几年（如2026年至2030年）每年的具体纳入新疫苗和现有免疫规划优化动作，并适时启动相应的评估及决策程序；如果财政偏紧，则相应拉长政策实施周期。

“我们未来的免疫规划优化调整应当变成一个有计划、可评估、公开透明且经得起检验的循证决策过程。”冯子健表示，免疫政策关系千家万户，涉及众多疫苗生产企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同时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因此，提前制定规划，可以让社会和疫苗产业形成明确预期；经过科学循证的评估与决策后，即便最终规划未如期实现，政府也能够给出经得起检验的决策依据。

冯子健介绍，在制度支撑方面，我国已于2017年起建立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并授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建了国家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形成了“技术机构支撑+专家集体审议”的双层机制。

其中，技术工作组更像“前线部队”，通过收集和评估不同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卫生经济学等证据，为决策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目前，新一届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由国家疾控中心牵头，来自126家机构的456名专家组成，下设41个不同专题工作组。

专家咨询委员会则承担“把关人”职责，由近30名专家组成，专业覆盖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卫生政策与卫生经济学、伦理学、法学、免疫服务和疫苗监管科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技术工作组提供的证据与建议，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从证据到政策”审查框架（EtR Framework），进行严格的质询、审议和综合研判，最终决定是否向国家疾控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政策建议。

这一机制已推动多项免疫规划优化政策。近年来的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调整、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等议题，均通过这一机制完成系统论证与审议。 

从安全性到免疫程序：免疫规划优化须多重考量

一种疫苗要达到什么标准才会被考虑纳入免疫规划？专家介绍，首先，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必须得到充分验证，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其次，国产疫苗的产能和供应量必须能够满足中国庞大人口的常规接种需求。在此基础上，具有广泛国际共识，例如被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已被较多国家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同时在我国具备真实疾病防控需求、有沉重疾病负担的疫苗，也可能被优先考虑。此外，如果部分省份已率先将其纳入地方民生项目并积累了试点经验，例如HPV疫苗的地方先行推广，也可能推动其加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目前，WHO推荐所有国家纳入免疫规划的10种疫苗中，中国尚有3种未纳入，分别是Hib疫苗、PCV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此外，一些容易引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关注度较高的疫苗，如水痘疫苗等，业界呼声也较高。除了纳入全新疫苗，专家还在探讨对现有免疫规划疫苗进行替换和升级。

以PCV疫苗为例，其所针对的病原体——肺炎链球菌，是导致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但其防控却面临着挑战。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副主任晁爽指出，一方面，它的疾病负担较重；另一方面，在临床治疗上，抗生素的疗效却大不如从前。

晁爽介绍，2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可能发生2至8次呼吸道感染。面对孩子反复生病，家长往往在病原体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就倾向于“先把药吃上再说”，导致大量抗生素被不当使用——无论是病毒、细菌还是支原体感染，都在使用头孢菌素、青霉素、阿奇霉素等；另一方面，即便检测结果出来，也并非总能提供准确指导。家长普遍存在认知误区，一旦看到肺炎链球菌检测结果阳性，便倾向于使用抗菌素。事实上，肺炎链球菌在很多情况下属于条件致病菌，很难分辨它到底是真的引发了感染，还是仅仅属于呼吸道的“定植”（即携带但不致病）。如果缺乏明确的细菌感染证据，即使检测出肺炎链球菌阳性，也不应随意使用抗菌素；更不应在普通病毒性呼吸道感染时使用抗菌素。她在临床中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解释与沟通，而社交媒体上缺乏监管的“伪科普”也增加了沟通难度。此外，部分家长自行停药或随意调整用药，进一步增加了抗生素不规范使用的风险。

“长此以往，无异于在‘培养’耐药菌。”晁爽介绍，目前肺炎链球菌面临极其严峻的耐药性危机，阿奇霉素等常用抗菌素的耐药率已很高。面对复杂的儿童呼吸道感染和严峻的细菌耐药性危机，最关键的应对策略就是预防。世卫组织将肺炎链球菌疾病列为“极高度优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大多数国家已将其纳入本国儿童免疫规划。

据专家介绍，PCV疫苗目前纳入我国免疫规划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价格和财政负担，需要评估国家财政能否承受；二是免疫程序仍有简化空间。按照现行说明书，新生儿全程免疫需接种4针，未来需要研究更简化的程序，例如采用WHO立场文件中推荐的“2针基础免疫+1针加强”的接种程序，以适应大规模公共接种。

Hib疫苗同样在重点讨论之列，但其最大障碍在于其接种时间集中在6月龄以下婴幼儿期，与现有多种疫苗接种时间高度重叠。专家强调，目前单苗种类过多，已造成接种安排上的严重“排针”问题，家长对孩子同时接种多针单苗的接受度也较低。因此，当前最紧迫、也最合理的路径，是推进多联疫苗，如国产五联苗、六联苗的应用，以“联苗”形式将Hib纳入免疫规划，从而实现减少接种针次、节约社会资源的双赢。 

扩容在前，规模化市场有望为产业升级带来新机遇

近年来，我国疫苗市场竞争异常激烈，部分疫苗产品在招标采购市场已进入“奶茶价”区间。而在此背景下，如免疫规划持续推进扩容，行业是否会进一步陷入“内卷”，也引发业内关注。

袁瑗指出，“内卷” 的原因在于企业在市场判断和产品定位上存在偏差。

一方面，很多疫苗企业在开发产品时，并未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导致同质化竞争激烈，如共有42家企业正在开发RSV疫苗，24家企业布局了肺炎球菌结合疫苗赛道。另一方面，企业在早期产能设计阶段，主要面向国内自费市场需求，未充分考虑国家免疫规划或国际市场的需求，导致整体设计产能偏小，难以通过“以量换价”建立优势。袁瑗认为，疫苗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正在发生。从行业趋势来看，部分规模较小、缺乏产量支撑的企业在价格竞争压力下生存空间逐步收窄是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她进一步解释，疫苗是一门规模经济。一款疫苗从研发到上市通常需要10至15年，投入可达10亿美元以上，其中49%的成本来自设备、厂房与生产体系验证等前期重资产投入。因此，企业必须依赖规模化市场，才能摊薄单位成本，成为更多国家的选择。

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为例，通过整合全球低收入国家分散的免疫规划需求，Gavi将原本碎片化的国家市场整合为统一的大规模需求市场，与疫苗企业签订长期框架协议，使得疫苗企业能够基于长期、稳定、具规模的需求进行技术升级和生产规划，从而降低单位成本，以高性价比供应全球市场。近年来，已有国内企业看到海外大规模需求市场的机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疫苗出口额同比增长52.8%。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项目官杜珩补充指出，如果企业长期局限于小规模、高利润的国内自费市场，市场空间有限，将难以支撑持续的研发投入，不仅会制约我国疫苗供给能力，也不利于在更大规模的海外市场形成竞争力。

她表示，免疫规划优化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大规模市场需求，这种确定性有助于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迭代、工艺升级，并强化规模化生产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从而生产出高质量、低价格的疫苗产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公共卫生供给能力，也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