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北京教育》2023年第11期

叶企孙作为中国现代物理学事业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位奠基者和卓越领导人，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是两个，其一，他的人品和操守有着巨大感召力和教化作用；其二，他的卓越的科学素养和学术视野能够在学科发展关键时候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叶企孙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与这两个要素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深入研究叶企孙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所不能忽略的。

父亲的影响

叶企孙的父亲叶景澐（字醴文，1856-1935）曾任上海敬业学校校长、养正学校校长、上海教育会会长，他熟读中国经典书籍，对天文历法有一定的研究。叶醴文1913年受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同年叶企孙也再次考入旧制清华学校，在父亲身边就读，在性格、为人处世原则，以及传统文化方面，叶企孙深受父亲的影响。

叶景澐（1856-1935）

1905年初，叶企孙不足7岁时，母亲突然病逝。丧妻之痛使叶醴文积忧成疾。环顾膝下未成年子女，悲从中来，遂立下一份言简意赅的遗嘱。

1905年我以叶企孙先生生平为题作硕士论文。论文调研时曾在叶企孙冤案专案组的一袋文件中看到这份遗嘱，我在198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对此曾有引述，后这份遗嘱不知下落。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叶企孙先生的文集、传记均未涉及此遗嘱，这是第一次全文公开。探讨叶企孙先生为人处世，可以发现这份遗嘱有着深刻影响。

这份遗嘱的特别之处是无涉财产器物，惟重修身治学。

遗嘱引用了诸葛亮、洪亮吉两位先贤晚年写给儿子的训诫家书。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的思想体系，孕育了不少流芳久远的家教、家训类文字，成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无形资产。诸葛亮这篇《诫子书》2016年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学语文课本，这篇曾作为叶企孙修身治学行为准则的教材当在新时期继续发挥其训育作用。

从叶醴文这篇短短的遗嘱中，可以提炼出下面这些关键词：洁身自律，谨嗜慎好；宽厚待人，择品而交；静心向学，与世无争；求真务实，保种保教。纵观叶企孙一生修身、为人、处世之道，很多地方都能体现这些关键词描述的道德修为。

叶醴文注重的《礼记·大传》是记祖宗人亲之大义的篇章，宣扬以宗法制度维系家族繁衍；圣人治国自人道始，宜遵循治亲、报功、举贤、使能、存爱五条准则。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宗法制度日渐式微，但举贤、使能这些原则仍被社会视是领导者的美德。叶企孙后来担任学术机构领导人，留下了不少举贤、使能的佳话，比如先后推荐吴有训先生代替自己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等。

叶企孙髫年失恃，父亲苦志坚心，拒绝续弦，独自承担育儿全部责任，他对叶企孙影响至深。叶醴文存世文字资料甚少，这份遗嘱让我们得窥他的品性和价值观之一斑。叶企孙兄弟三人在父亲去世时曾撰述《先考醴文府君行述》，文中描述父亲“研学虑事悉务精实，生平言语动作不苟于取合，进退必以礼法自持。……设塾授徒二十四年，亦不专以帖括教人，于修身治学之道，指示甚多”^[1]。这段话刻画出了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兼具求真务实作风，不猛而威的文士形象。

1911年，叶企孙报考清华学堂前夕与亲戚合影（后排右一为叶企孙）

从1913年到1918年，父子同在清华学校，叶企孙课余常常去父亲寓所省视请安，仅1915-1916两年日记就记载有20余次。当时清华学校重视西学和外国教员，相比之下，国学和国文教员颇受冷遇。叶企孙在清华5年里课余时间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既是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也体现一份对父亲的孝顺。叶企孙对中国算学经典尤下苦功，在《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算学史略》等多篇中算史研究论文，受到梅贻琦等教师的盛赞。

1918年清华学校国文部教职工（划√者为叶景澐）

叶企孙父亲对他的影响至少有下列三个方面：

（1）叶醴文对中国天文历法颇有研究，叶企孙儿时，父亲常于深夜带他去院子里仰望天空，“示指星象”，从小培养他探索大自然的爱好，对他后来选择研修物理学当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直到晚年，叶企孙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天文和算学的浓厚兴趣。在《先考醴文府君行述》中，叶企孙写道，“府君对于近世科学虽未究心，然企孙得其日常之鼓励，所得影响甚深”。

（2）父亲向叶企孙传达了一份浓烈的家国情怀。这一点从他1912年送叶企孙去陆军部所属上海兵工学堂学习、从他遗嘱中对“保种保教”的关切，不难推测。现存叶企孙1915-1916年日记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华民族崛起，改变科学落后面貌的希冀；从他中学时代精研国学，到投身冀中抗战活动，再到后来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谋划中美庚款留学考试，无不体现出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

（3）父亲言传身教养成他了沉稳持重的个性，严谨务实的作风，以及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操守。这些品质对于一个学术领导人而言，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叶企孙留学期间美国物理学状态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1920-1923年）恰是量子力学诞生的前夜，物理学即将取得重大突破；同时，美国物理学也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远远落后于欧洲物理学的状况，深深刺痛了美国人，变革的序幕正徐徐拉开。就美国物理学当时的发展态势而言，那时确实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这些英雄——新一代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其中有些人是叶企孙的师兄弟，他们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在他们老师不熟悉的跑道，与欧洲同行竞争，向物理学的前沿领域迈进，通过新的量子力学工具，处理原子、分子问题，逐步把美国物理学推向了世界前列。

传统上美国是一个重实用而忽视物理理论研究的国家。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随着热学、电学、能量科学的发展，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得以充分显现，形势逼迫美国大学逐渐重视科学教育，同时研究型大学也纷纷诞生，美国物理学研究工作渐入佳境，而这时正是经典物理学最辉煌的时期。这种背景使美国物理学一开始就形成了牢固的机械自然观，也铸就了美国实验物理传统。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只在实验方面而非理论方面有上乘的表现。在欧洲量子物理学研究如火如荼地发展的时候，美国物理学家却显得相对平静，美国已成名的物理学家，也即叶企孙老师辈的物理学家，对量子化的概念基本上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叶企孙留学期间，哈佛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都是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物理系常规的情况是，一名研究生入校后很快就会精通机器车间的工作，并在第一年选择了一个实验论文主题后开始建造设备，最终完成一篇实验论文。大多数美国物理系都一样^[2]。哈佛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莱曼（T. Lyman，1874-1954）教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物理学是一门实验性的学科。纯理论的论文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一般是不能作为博士论文被美国大学物理系接受的。

中国物理学界主要领导人大多具有留美经历，深受美国实验物理传统的影响，这在中国物理学早期发展的历程中有显著的体现。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的博士导师是实验物理学家布里基曼（Percy W. Bridgman，1882-1961，1946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很有意思的是，叶企孙的同门师兄弟中或同期同学中，出了几位对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起到奠基性作用的理论物理学家，如肯布尔（Edwin C. Kemble，1889—1984）、斯莱特（John Clarke Slater，1900-1976）、范·弗莱克（John H. Van Vleck，1899-1980）等。在量子物理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与叶企孙、胡刚复等中国同学不同的选择，在量子力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来临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最终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为美国走到世界物理学研究的前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于叶企孙、胡刚复与他们哈佛师兄弟在学术发展路径上的不同选择的比较是很有意思的，这里不做更多的探讨，只给出我们的研究结果：

20世纪20年代，中美两国物理学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美国年轻一代物理学家的使命是追赶国际物理学发展潮流，使美国物理学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而叶企孙这一代物理学家的使命则是让物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地生长出来，并沿着正确的路径健康发展。叶企孙等中国物理学家与他们同期美国同学在学术道路上的不同选择虽然有两国学生性格方面差异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两国物理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自的历史使命不同。他们后来的成功证明各自都做出了正确选择。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情况

叶企孙5年的留学生活分为两段，前两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本科阶段学习，他学习了光学（几何光学、物理光学和光学仪器）、电学（直流电、交流电和电学测量）、电磁学、热学与热力学等课程；后3年在哈佛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在芝加哥大学的课程学习也很重要，但我们认为，哈佛大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对他物理学素养的提升、学术视野的拓展和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哈佛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物理系档案中了解到了叶企孙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修习课程的情况（括号中为授课教师及修课程成绩，成绩分ABCDF5等，A为优秀，B为良好，C为中等，D为及格，F为不及格）：

（1）检索1920-1921年《哈佛大学目录》（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可以发现，当时研究生选课表中还有一些传统的物理课程，如高等热力学、气体分子运动论、生物物理学、热学与电学、光谱线系、电磁波和电振荡等，但叶企孙的选择是选修最前沿、最有挑战性的物理理论课程。

（2）叶企孙有良好的物理品味和学术鉴赏力，能够准确辨识名师，并从其修业。布里基曼当时在物理系资历并不突出，他得诺贝尔奖是20多年后的事（1946年），但他却是那个时期美国物理学家中物理素养和哲学素养最高的学者之一。他常年潜心于实验研究，不厌其烦地在高压条件下对所能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各种物理性能的测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发现。他培养了一大批美国知名物理学家，徒子徒孙中产生了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

而肯布尔191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更是物理系的新人，但他却是美国的第一位理论物理博士，也是美国理论物理的奠基性人物，对哈佛大学物理系建成美国物理学研究中心做出重要贡献。他的第一个博士生范·弗莱克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奥斯古德（William Fogg Osgood，1864-1943）当时是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他改变了哈佛大学数学系忽视研究的状态，在系里形成了很强的研究氛围，对美国数学研究水平的提升贡献极大。丘成桐曾与合作者出版《哈佛大学数学系150年历史》一书，回顾该系“从三流学系到世界中心”的变化历程，对奥斯古德的工作有详细的介绍^[3-4]。他和肯布尔分别是美国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追赶国际水平的标志性人物。

叶企孙的选课单反映出他非常重视前沿理论和教师的研究能力，对年富力强的教师的发展前景有敏锐的判断能力，并不特别重视资历和名气。

跟随布里基曼、肯布尔的授课走向世界物理学前沿、深入探讨物理学本质，对提高叶企孙的学术自信心，建立心中的学术标准，拓展学术视野应当是有极大帮助的。

（3）叶企孙在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物理课程学习上都取得了好的成绩，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是以前的研究工作没有注意到的。这说明叶企孙对新兴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非常了解的，他回国后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强调基础课、强调物理实验，反对设立“高调及虚空”的理论课程，不鼓励单纯开展理论研究，并不是他对理论物理了解不多、有偏见，而是深刻思考中国物理学基础建设后所做的选择，对保证中国物理学研究从无到有变化过程中能够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肯布尔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开设量子物理课程的教师，所以叶企孙应该是第一个接受现代理论物理教育的留美中国学生。叶企孙后来成为对中国物理学事业发展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除了他的人格魅力外，与他良好的物理学基础和理论修养不无关系。

（4）叶企孙为什么没有像他的周围的年轻人（如斯莱特、范·弗莱克）一样，在量子力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来临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从个人志趣爱好上看，他应该更喜欢脚踏实地做实验的哈佛老传统，这与他一生秉持的务实精神是相契合的；从中国物理学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上说，在起步阶段，从基础实验物理着手是最符合国情的选择。

（5）他第一学年的研究课程选择跟随杜安教授进行X射线研究，完成了普朗克常数的精确测定。顺理成章的话，应该跟随杜安进行博士论文工作，但他最终选择的导师为什么是布里基曼？我们做两点推测：其一，布里基曼深厚的物理学养和研究风格更吸引他；其二，为回国后的学科发展需要考虑，避免与胡刚复做同一方向的研究。

叶企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流态静压力对铁、钴和镍的磁导率的影响》，他选择挑战一个难度极高的实验去探讨一个非常复杂的磁学问题。实验在前人从未达到过的极限高压下进行，受高压设备的限制，样品尺寸很小，而待测物理量的变化更是极其微小，但需要排除的影响因素却很多。这个实验是体现实验物理学“精确测量”传统精髓的代表作。

哈佛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使叶企孙成长为有良好理论素养和高超实验技能的实验物理学家。

1923年6月，叶企孙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8月17日他离开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在美国东部和南部学术机构考察一个多月后，于9月27离开美国赴欧洲进行学术考察，次年3月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时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学术事业领导人所需要的品质作风、物理修养和学术视野。

参考文献

[1] 叶铭汉，戴念祖，李艳平编. 叶企孙文存（增订本）[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597.

[2] Holton G. On the Hesitant Rise of Quantum Physic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J]. 1988(179):182.

[3] Nadis S, Yau S T. A history in sum: 150 years of mathematics at Harvard (1825– 1975)[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2-55

[4] 丘成桐.从三流学系到世界中心[N].光明日报,2014-01-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