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905年在家乡毓菁学堂小学毕业，先后到绍兴东湖法政学堂、上海澄衷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求学，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新学与英文基础。1910年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学，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于是年9月回国。

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大多拥有一个学习成绩优异、出类拔萃的学生时代。竺可桢一生的学术成就正是建筑在他求学时期所打下的坚实学业基础之上。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在学生时期已逐步养成。

竺可桢小学毕业时名列第一；在澄衷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获银章一枚，被同学推为班长；在唐山路矿学堂时，学堂采用英文教学，一年半举行了5次考试，其成绩皆冠全班；在哈佛大学时，由于在美国一流学术刊物《每月天气评论》上接连发表论文，引起美国气象界和地理界的注意而获得伊麦荪奖学金，被选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

竺可桢少年时代就饱读四书五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留学8年，又领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二者的交融与结合，奠定了他终身坚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础。

一、奠基气象研究 

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创立了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成为该社的第一批社员和《科学》杂志的早期编辑。他为该杂志撰写了第一批科普文章，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积极向民众传播科学知识的先驱人物之一。1916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上，竺可桢被选为董事，此后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骨干。他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的我国第一代科学家，共同为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奠基辛勤耕耘，成绩斐然。

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

从1935年起，竺可桢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在担任及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期间，他通过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院务年会以及连续3届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出席历次评议会，参与了中央研究院重大院务的研究与决策，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各项重要活动。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和气象事业的奠基者。在创建、主持气象研究所期间，是他一生精力最充沛、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将南京北极阁建成为我国气象科学的研究中心与基地，培养出第一批气象学研究人才与气象观测、预报队伍。他提议并积极推进中央气象局的成立。在他的不懈努力与苦心经营下，到1941年中央气象局成立之时，气象研究所已有28个直属测候所（气象台）和约百个雨量站，并且在南京、北平、西安、武汉开始使用测风气球进行高空探测，在南京进行飞机测候。加上合作测候所与海关测候所，总计有70余测候所，逐步形成了全国气象观测网。他更以极大的魄力与决心，在泰山、峨眉山建立了高山气候所，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活动；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拉萨测候所，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积累了珍贵的气象科学资料。

1931年南京气象所测候人员在施放测风气球。右起：朱文荣、金泳深

由于气象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此期间的气象所逐步具备了开展近代气象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条件，竺可桢终于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在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潜心研究，发表了一批开创性的学术论著，在天气学研究、季风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中国气候与气候变化因子研究、中国气候区划、农业气候、旱涝灾害及其成因研究、区域气候与地方气候、物候学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取得了《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国气候概论》《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基础。

气象研究所从1930 年元旦起开始发布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

1930年到1937年，竺可桢先后主持3次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事业所关心的气象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做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对推动全国气象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赴任后，着力革除弊政，敦聘国内外名师，确立“求是”校训，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办学，注重通才教育，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各业领袖人才，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他对学生关怀备至，爱护有加，经常对学生发表演讲，谆谆教诲与劝勉，深受广大师生爱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带领浙大师生4次西迁，一路办学，最终抵达遵义、湄潭。在竺可桢呕心沥血的带领下，浙江大学在艰难困厄中崛起，不断发展壮大，从而跃居为全国著名的大学，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是一位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的杰出教育家。他的办学方针、教育思想和理念，他的哲学思想与人生观，他的思维方法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对学生的不倦教诲，皆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对于如何创办教育事业，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2页）“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关于办学方针，他提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34、335页）此外，他还提出浙大要实施“经济公开”（《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47页）、给“贫寒子弟的求学机会”、“决定设置公费生”。（《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33、337页）

他明确指出：“大学是养成领袖人材的地方”（《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51页）。对于培养什么样的“领袖人材”与如何培养，他有许多精辟论述：“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5页）。“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62、463页）。

此外，关于做学问和人生目标，他也有许多谆谆教诲。这里限于篇幅，暂按下不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竺可桢全集》第2卷。

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简而言之，竺可桢的教育思想是将德育教育、培养学生具有担当国家重任的人生观放在首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那动荡的年代，民主爱国的运动潮同样出现在浙大，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对被捕学生，想方设法予以营救，不顾个人安危与当局交涉、前往探视、拒绝开除自治会骨干，明知将自己置于险境而不顾，终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竺可桢在浙大的13年只有他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除非重要决策或必须由他出面才能解决的问题外，诸多校务分别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或由各院院长及教授研究讨论与决定。他大胆放权，却使浙大运转自如，不断发展壮大。他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在学生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不讲官话，不讲套话，没有老生常谈，而是对学生谆谆教诲，旁征博引，深刻阐述如何做人与做事，每次讲话都有新意。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是他思想高度成熟与极为活跃的年华，在教育、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作为唯一的校领导，有职有权，尽职尽责，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得以充分施展，他深刻的教育思想得以有效贯彻，尽力排除校内外的约束与羁绊，在领导岗位上尽展才华，堪称一生中心血付出最多、影响最为深远、业绩最为显著的岁月。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竺可桢遭遇了人生中一次重大打击。1938年夏，他在桂林一带考察交通运输情况及寻找可做校舍之处，为浙大继续迁校做准备，但突然接到家中催他速回的电报。他归心似箭，赶回家时次子因患痢疾已经去世，夫人奄奄一息，不久也撒手人寰。竺可桢因忙于工作长时间出差在外，加之家中缺医少药而使妻儿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两位亲人接连离世，竺可桢无比痛心。后事处理完毕后，他很快又投入到浙大西迁的繁忙工作中。竺可桢对浙大的奉献岂止是他十三年的年华，还有两位亲人。

1944年，竺可桢在遵义完成了科学史领域的力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此文资料翔实、论证严密，一经发表，国内外学术界对起源地点问题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平息了持续百年的公案，为捍卫中华民族在天文学史上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和在世界科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做出了贡献。

从1940年起，竺可桢连续三届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参与全国大学教育一些重大事项的讨论与决策。1948 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一时期，竺可桢多次参加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4年起当选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竺可桢是核心领导之一。由于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与学界声望，在繁重而具体的建院事务中，化解了诸多矛盾。在接收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所，在调整、合并、建立研究机构，确立研究方向和任务，在选调、配备所级领导班子、敦聘学术界知名学者，组织科研队伍，人事安排，建立科研秩序，在选址、基本建设、充实图书设备，在协调各种关系及人事关系等诸多方面，竺可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表明他在中科院建院初期，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竺可桢长期负责地学各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他学识渊博，学术思想先进，时时汲取新的科学营养，具有科学上的远见卓识。他在每个时期都为地理学指引出新的发展方向，也对地理学及其研究内容等重大问题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和理论概括，对指导和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竺可桢非常重视地理科学研究要联系实际，为国家的建设事业服务。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地理学研究在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上，尤其是面向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农业地理界线调查、流域规划、水土保持、旱涝碱等自然灾害的防治、农业区划、土地类型与土地利用的调查研究、经济区划和工业布局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竺可桢对地理学现代化问题高度重视，向地理学界提出向高层突破的任务。他指出：“地理学本身不是尖端科学，但地理学和旁的基础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一样，可以利用尖端科学与先进技术来占领新阵地，这是最有发展前途的新途径，而且能通过它的发展，把地理学有关部门都带动起来。” （《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理工作会议上，竺可桢对全院地理研究工作方向与任务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自然地理研究工作中应当注意运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成就，采取比较精确的观测、分析和试验的方法，使定性的描述和定量的分析结合起来；应当发展航空相片以及其它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探索，从而不断地加强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竺可桢全集》第4卷第363页）。这类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对中科院地理学研究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科院建院初期只有一个综合性的地理研究所。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一些专业性和地区性的地理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到1965年共计达到9个，形成了布局合理的全国地理研究体系。

由于后来领导体制的变化，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执行“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任务上，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工作。亲自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与各方面协调，组织了一系列的考察队伍，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

他认为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是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进行。他倡议组织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工作，并以极大热忱亲临第一线，多次赴野外考察，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他几次去黄土高原考察水土流失和水保持措施；南至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考察热带生物资源及其培育问题，北至黑龙江考察水能利用和沼泽开发；几度西行至内蒙古、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考察沙漠治理、盐土改良和干旱区地理等问题。

当综合考察取得了大量调查资料之后，竺可桢及时向生物学、地学界提出开展自然区划研究和编纂《国家自然地图集》的任务。通过这些总结与提高的工作，使得对我国的自然面貌，各个自然地理要素的分布规律和区域分异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竺可桢于1966年又提出了编写《中国自然地理》的任务，组织地理界的重要力量和骨干参与这一庞大工程，囊括了地理学工作者一系列最新的研究成果。

他长期关注资源、环境、人口问题。在涉及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保护和开发，自然灾害防治，水土保持，沙漠治理，南水北调，农业问题，开发海南岛，自然区划与农业区划等重大国策问题上，他都有过深入研究和高瞻远瞩的建言，都是开拓者、组织者或重要参与者。

他还极为关注人口增长和水土流失两大问题。他在著作和日记中，殷殷述说中国古人盲目开发自然资源而给后世遗留下无穷祸患的惨痛历史教训。呼唤今人负起历史责任，不要再因我们的失误而殃及子孙后代。呼吁“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开展自然保护工作”，“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他倡议全国自然保护委员会等诸多相关机构的设立，并组织自然科学史研究，建议并积极推动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晚年，他尤其关注环境污染与气候异常问题。在竺可桢的著作、日记和谈话中，已随处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光芒，他堪称“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此外，他长期关注粮食生产问题。1963年，他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受到相关部门及中央领导的重视与各界的普遍关注。毛泽东主席看到此文后，特约竺可桢前往中南海卧室面谈。那次应约的还有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全集》第17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7页）。毛主席邀请科学家到自己卧室广泛交谈科学问题，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在“文革”时期，竺可桢并未完全在家赋闲，仍然老骥伏枥，力所能及地做着贡献，谱写着充实的晚年。“文革”初期，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事调查和业务访问。他恪守实事求是原则，如实提供情况，有时不惜占用很多时间查阅当年日记，有根有据地提供证明材料，使一些蒙冤干部得以昭雪，间接保护了许多好干部。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世界科技发展动向，不顾年老体衰，自乘公交车去情报所阅览国外图书、期刊，每年达数十次之多。他特别为中科院及整个国家科研工作中断，为中科院基础研究力量流失而忧心忡忡。为了保住中科院的基础研究力量，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阐述基础理论工作的重要作用，力主中科院的基础研究力量不能散失。

他还利用出席会议、与科学家谈话及接待来访的机会，阐述他对地学、生物学方面及天文研究所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思考，对“文革”后期恢复科研工作时中科院地学各所制定计划、确立课题与部署工作发挥了作用。他以耄耋之年，继续研究并订补、充实、定稿《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又与合作者共同完成了《物候学》一书的修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他一生积累的杰作，发表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被译成多种文字。竺可桢的一生，除在气象学与气象事业、地理学与自然资源考察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外，在科学史、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和科学文化领域皆有卓越建树。

作于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修改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