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ICM）是由国际数学联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 IMU）主办的全球性学术会议，是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数学学术会议，是全球数学家交流研讨、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并促进学术合作的重要平台，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自1897年在苏黎世创办以来，每4年举行一次，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中断（1916、1940、1944、1948），至2022年已举办29届。大会的受邀报告制度与菲尔兹奖几乎同等重要：1小时全体大会报告（Plenary Lecture，简称1小时报告）面向整个数学界，发言者通常被认为代表了该领域乃至整个数学界的最高水准；45分钟分组邀请报告（Invited Lecture，简称45分钟报告）则覆盖数学各细分领域，亦是对一位数学家学术贡献的认可^①。因此，ICM受邀报告人名单不仅是个人学术荣誉的最高彰显，更是衡量各国数学综合实力的标尺。

长期以来，受邀报告的席位由欧美少数数学强国所垄断，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寥寥可数。中国数学家登上这一舞台的历程，与中国现代数学的整体发展轨迹高度重合：它折射出一代代数学人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也反映出科研体制变革、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国际交流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响。本文选择对1950—2022年间中国大陆数学家ICM受邀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主要基于1897—1936年历届ICM全体大会受邀报告人名单中均未出现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少数中国数学家曾以普通与会者或短篇报告形式参加过这一时期的ICM，如陈省身曾参加1936年奥斯陆ICM，但并非受邀报告人。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才开始出现受邀报告人。此外，二战导致ICM从1940年中断，至1950年恢复。通过对70余年来中国数学家参加ICM的数量和报告领域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数学家是如何一步步迈向这一顶级学术平台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受邀报告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这一进程体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哪些规律？

由于是对中国大陆数学发展情况的研究，因此将人员的选择范围限定在作报告时的机构标注为中国大陆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中国籍数学家。陈省身、丘成桐、陶哲轩等著名华人或华裔数学家以及曾接受邀请、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的中国数学家不在统计范围之内^②，但在论述中国数学的整体发展时将予以参考。其中，学者的查找、报告领域及机构标注等均来源于IMU官网公布的各届ICM会议纪要^[1]。

1954年，华罗庚（1910—1985）收到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ICM的邀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数学家首次获得ICM邀请。然而，囿于政治与外交的双重壁垒，华罗庚最终未能成行。1958年，华罗庚与吴文俊再度受邀，仍因故缺席。这种反复发生的“受邀而未能出席”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数学国际化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的冷战格局和新生政权的外交孤立造成的国际脱轨，另一方面是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阻断了中国数学家与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

然而，尽管困难重重，这一时期的中国数学并非停滞不前。华罗庚在解析数论与代数领域取得了世界一流成果，且成为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人。数学史家贝特曼（H. Bateman）也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陈景润于1966年证明的“1+2”命题轰动了国际数学界，并在1978年受邀作45分钟报告，但他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这些反复错过登上顶级数学学术平台的遗憾，加剧了中国数学界走向国际舞台的迫切渴望。

丘成桐与1978年的象征意义

1978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ICM对中国数学界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在这届大会上，丘成桐（1949— ）做了1小时报告，以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深刻应用而名震数学界。丘成桐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后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长期任职，虽然并非本文的统计范围，但他的发声和成果向国际数学界证明华人数学家完全有能力在世界顶级的平台上独领风骚。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同年，中断已久的中外学术交流也逐步恢复，这一历史性的时间重叠，也赋予了丘成桐1978年报告颇具代表性的意义。

成长期：中国再次走向国际（1983—1998）

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也重新开启了中国数学的国际化进程。1983年，冯康（1920—1993）成为首位在ICM上作45分钟报告的中国数学家，这是中国数学走向世界的正式起点。

冯康与吴文俊：两位开创者的不同路径

冯康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于1983年华沙ICM所作的报告，集中展示了他独立发展的辛几何数值方法，尤其是保辛差分格式的构造理论。这一成果与西方同期的辛积分算法相互独立，充分证明了中国数学家在若干核心领域具备原创性的探索能力。冯康的开创性工作不仅提供了解决动力系统计算问题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而且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带动了国际上一系列相关研究，促进了这一方向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国际数学联盟也关注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并计划再次邀请冯康在1994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2]。遗憾的是，冯康于1993年病逝而未能成行。冯康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虽然有在苏联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进修的经历，但其数学教育和数学创造几乎完全在国内完成，因此，在与国际主流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取得如此成就，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1986年，吴文俊（1919—2017）受邀作45分钟报告，主要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他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构造性、计算性和机械化特点，而且在“古为今用”思想的指引下，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的新领域。他的受邀报告显示了另一种路径：国内教育、国外留学、本土深耕，在新兴领域竖起一面新的大旗。值得一提的是，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思想一方面为不同领域实现机械化指明了道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他的报告让西方世界认识到中国传统数学的重要性^[3]。尽管在193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西欧对中国传统数学的看法有所改观，但偏见仍然存在，美国数学史家克莱因（M. Kline, 1908—1992）曾指出中国、日本和玛雅的文化对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思想没有影响，想当然地忽视了这些重要的数学文化^[4]。因此，吴文俊的报告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数学并为其正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位数学家的不同教育背景代表了中国数学家的不同成长路径，也代表了中国数学家在ICM的不同领域发出中国数学的不同声音。

新时期大陆学者的发声

1990年代，一个新的数学群体开始出现在ICM上，他们深受1977年恢复高考以及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留学政策的影响，在中国大陆接受不断提升的高等数学教育，同时，又得以在国外进修，最终在数学界做出突破性贡献。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数学家张恭庆（1936— ）和马志明（1948— ）。1978年，张恭庆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访问学者前往美国，经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介绍到纽约柯朗数学研究所进修，之后又在英、法、德、意、瑞士、加拿大等国作研究访问，回国后，为我国的数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服务、指导和引领作用。1981年，马志明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培养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两人均在1994年受邀作45分钟报告，这充分显示了在新时期、新制度和新政策的支持下，中国数学人才的成长和发展之路。此外，在1994年受邀的还有香港大学的莫毅明教授。尽管只有3位在中国大陆机构任职的学者，但就当时我们国家的发展情况而言，这已经是巨大的成长和进步。

跃升期：中国大陆本土的突破（2002—2010）

随着越来越多的在海外求学的中国学者陆续回到国内任职，中国数学在进入新世纪后终于迎来了大的飞跃。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ICM，标志着中国整体数学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国际数学界的认可。

北京ICM——历史性的提升

2002年，ICM在中国举办，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也是中国第一次主办这一大会，且由中国数学家吴文俊作为大会主席，这是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吴文俊在北京ICM的开幕词中指出：“现代数学有着不同文明的历史渊源……‘丝绸之路’的精神——知识交流与文化融合应当继续得到很好地发扬。”^[5]他的致辞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贡献，另一方面强调了新时期的数学同样要不断进行交流和融合，才有可能发现更多新的成果。

在受邀报告层面，田刚（1958— ）作了1小时全体大会报告（作报告时标注单位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北京大学），题为“几何与非线性分析”（Geometry and Nonlinear Analysis），可以说这是第一位在大陆接受高等教育的数学家获得的ICM认可的最高荣誉。胡和生（1928—2024）作了艾米·诺特特邀讲座（也是1小时）报告，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中国数学家。艾米·诺特讲座每次只邀请一位世界著名的女数学家在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1小时报告，只有在数学上取得创造性成就的女数学家才能获此殊荣。田刚和胡和生的受邀一方面代表了中国数学成就的突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数学在国际上不断得到认可。

在45分钟报告层面，北京ICM在数量上实现了跃升。鄂维南（1963— ）、丁伟岳（1945—2014）等共计14位数学家受邀，总体报告人数达到16人。这一数字即使在当时的西方数学强国中也属可观，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空前。部分学者指出，作为东道主，中国在本届ICM中或许享有一定程度的席位倾斜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独具特色的数学贡献，根本不可能进入评委会的视野。可以说，2002年的北京ICM既是中国数学界向国际数学界的一次集中成果展示，也是中国数学成就对外传播的绝佳渠道。

中国大陆数学家的1小时报告

在2002年的跃升之后，中国数学界经历了2006年的低谷，但在2010年再次迎来了中国大陆数学界的高光时刻，虽然人数少于2002年，但意义非凡。山东大学的彭实戈（1947— ）教授受邀作1小时全体大会报告，成为在ICM上作1小时大会报告的第二位中国大陆学者。彭实戈在山东大学完成本科，后由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与巴黎第九大学联合培养并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山东大学任教。彭实戈的报告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在中国本土机构长期工作的数学家，在一个完全非东道主的ICM上作了1小时大会报告，可以说，这是中国大陆本土数学在世界舞台上赢得认可的标志性时刻。

稳定发展期：新时代的引领（2014—2022）

这一时期，中国数学家参加ICM的数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增长的时期，不像前几届会出现陡升陡降的情况。此外，在这一阶段，中国数学家开创了引领某些前沿数学领域的先河，为中国数学在ICM中的亮相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大陆本土比例稳定增长

从2014年到2022年，均有中国大陆数学家在ICM上作报告，且人数翻倍增长。2022年的圣彼得堡ICM因俄乌冲突改为线上举行，但学术质量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高规格。本次会议上，共有14位长期在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的中国大陆数学家受邀作1小时报告和45分钟报告。这一届会议不仅在数量上达到近几届的新高，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有新的突破甚至对国际数学界起到了引领作用。

引领前沿新领域

在这次会议上，鄂维南受邀作1小时报告，成为继田刚和彭实戈之后，中国大陆第三位“1小时报告人”，他的报告题目为“机器学习的数学视角”（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on Machine Learning），分享了他对机器学习数学本质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机器学习模型的逼近误差、泛化性质以及训练等方面的数学理论，最后介绍了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来求解困难的科学计算和科学问题^[6]，即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AI4S）。可以说他的报告是数学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最具系统性的阐述。其实早在2018年，鄂维南就已率先引入了AI4S的概念，认为AI可以实现跨学科融合，加速突破。如今，正在推动科研范式转变。AI4S未来潜力巨大，当前正处于突破性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是各主要国家的战略布局重点。可以说，这是中国数学家对未来科学研究做出的引领性贡献。

ICM报告反映出的中国数学发展轨迹

ICM报告发展阶段的整体图景

综上所述，可以将70余年间中国大陆数学家在ICM受邀报告方面的演变简单归纳为4个阶段。

这4个阶段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呈现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都以前一阶段的积累为前提；每一次新的突破，都以特定的制度变革或人才储备为条件。从1983年到2022年间，共有52个报告，包含4个1小时报告（含1个艾米·诺特讲座），涉及51位中国数学家。其中，鄂维南作了2次报告。20世纪的1983—1998年共计5个，21世纪2002—2022年共计47个，虽然较欧美等数学强国而言这个数字并不突出，但就中国数学发展和传播情况而言，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制度变革和资源投入是持续推动力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数学人才积累的根本性转折点。此后出生于1950—1960年间、在高考恢复后进入顶尖大学的一批数学人才，构成了ICM受邀报告的主力军。51位数学家的本科院校主要分布在：北京大学（12人）、浙江大学（4人）、复旦大学（3人）、西北大学（3人）、山东大学（2人）、清华大学（2人）、四川大学（2人）等，北京大学占比最高。这说明，中国扎实的基础数学教育在形成具有原创能力的数学家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公派留学制度（1978年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1990年代）、“千人计划”（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投入，为数学基础研究提供了持续的制度与资金保障，使得高水平研究人员既有条件回国，也有条件在国内做出世界一流成果。如52个报告中，标注单位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14个），其次为北京大学（13个），其他高校还有复旦大学（6个）、浙江大学（4个）、南开大学（3个）等。这说明国家对数学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数学的国际化轨迹。

从追赶到引领部分领域的身份转变

中国大陆数学在ICM舞台上的70余年，可以视为一段从“沉默的学习者”到“积极的参与者”再到“局部领域引领者”的身份演变史。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数学界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吸收西方现代数学，同时在若干方向上努力做出原创贡献。1990年代起，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开始在西方主流数学期刊和国际会议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整体仍处于“接轨”阶段。进入21世纪，以鄂维南、彭实戈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学家开始在若干前沿方向上不仅追随潮流，更逐渐成为议题的设定者。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数学在国际学界的形象，也深刻影响了下一代中国数学人的学术志向与方向选择。

不过，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大成绩，但差距依然不容忽视。对除1小时报告外的48个分组报告进行领域划分和统计，报告领域最多的是“几何学” “数值分析与科学计算”，在“概率与统计”“科学与技术中的数学”等领域也有一些报告，反映出中国数学学科在上述领域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但在“数理逻辑”“数学物理”“组合数学”等领域，还需要继续突破^[7]。

国际数学家大会受邀报告，是理解中国数学70余年发展轨迹的一面镜子。从1983年冯康的孤独亮相，到2022年14位大陆机构学者的集体登台，这一轨迹清晰地呈现了中国现代数学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学习走向创造的历史进程。它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真实记录，也是几代数学家个人坚守与创造的集体见证；既体现了中国深厚的基础教育传统的长期积淀，也折射出国际化、建制化科研环境的现实塑造力。

当然，ICM受邀报告作为评价指标，本身也有其局限：它偏向纯粹数学，对应用数学和数学在科学技术中的贡献体现不足；大会报告名额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国际政治、东道主因素和数学界内部社群结构的影响，未必完全与学术贡献一一对应。因此，将ICM报告作为唯一指标来评判中国数学的国际地位，难免失之片面。此外，数量的增长固然令人振奋，但原创性的数学成果是否也在同步积累，仍值得慎重审视。

尽管如此，ICM数据依然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具系统性和历史连续性的国际数学学术荣誉记录之一。面对这份数据，我们有理由为中国数学70余年的深刻跃升感到振奋，也有理由思考：数学教育的宽基础与顶尖研究的深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良性互动？在人工智能浪潮深刻重塑数学研究范式的今天，中国数学家又将在哪些新的方向上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这些问题或许是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值得深入探讨的内核，也是下一个70年中国数学所面对的真实命题。

2026年将有13位中国籍数学家受邀在ICM上作报告，其中12位是北京大学的校友，希望能有更多在大陆机构任职的中国籍数学家能够在ICM上持续不断地传播中国的声音，让国际数学界更多地认可中国的数学成果。

① 二战前（1897—1936）：大会不区分全体大会和分组报告，所有主要受邀演讲者均在全体大会上发言，时长约1小时。二战后（1950年起），大会形成两级报告制度：1小时和45分钟（1970年以前是30分钟，之后改为45分钟）。

② 华罗庚：1954年阿姆斯特丹、1958年爱丁堡、1974年温哥华，三次受邀均未能出席。吴文俊：1958年爱丁堡受邀未能出席（后于1986年出席伯克利大会）。陈景润：1978年赫尔辛基、1983年华沙，两次受邀均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冯康：1994年苏黎世受邀，但于1993年逝世，未能成行。

[1] 国际数学联盟(IMU). ICM Proceedings.

[2] 纪念冯康先生一百周年: 1984冯康首次系统提出辛几何算法. (2019-12-27)[2026-03-02].

[3] 田春芝, 纪志刚.从“古为今用”到“丝路精神”: 吴文俊数学史观的形成与演变. 自然辩证法通讯, 43 (4): 55-62.

[4] 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一）. 张理京, 张锦炎, 江泽涵 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2.

[5] Wu W T.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Vol.1.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21-22.

[6] 北京大学官网. 国际数学家大会丨鄂维南院士: 从数学的视角看机器学习. (2022-07-07)[2026-03-12].

[7] 汤莹, 赵祺, 穆若昕. 中国数学顶尖人才国际比较研究——基于2000年以来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人的数据分析.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5, 40(1): 53-59.